著名的波兰籍社会学教授齐格蒙·鲍曼，于1991年完成《现代与性大屠杀》这本著作，并于2011年被翻译成中文版。他在一生当中完成了许多关于社会学的书籍，而《现代性与大屠杀》虽似讲述了犹太人与德国纳粹之间曾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但其实是谈论“理性”与“现代性”相联的著作。
现代性——文明化理性化的产物
自从工业革命起，世界开始步入科技时代，人类与社会都在逐渐进步。现代人相比起中古时期的也更为文明，而所谓“文明”，也示意着新颖且不暴力的社会秩序。从野蛮社会转换为文明社会的关键——国家。国家垄断了暴力、制定法律，使人民不再以暴力解决问题，而是以一种被认为更“文明”的方式——谈判，来取而代之。同时，人们开始追求更好、更便捷的生活方式，间接促使现代社会变得更有效率。
此外，自工业革命起，科学与技术发展迅速，也带来了科学思维。科学思维也被称为理性，体现在现代人身上就是更加克制、冷静，且懂得三思而后行。理性更被认为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犹太人——历史上备受歧视的族群
在二战期间的大屠杀中，共有超过600万犹太人遇难。截至战争结束，欧洲三分之二的犹太人都死于纳粹的屠刀之下。那为什么犹太人会成为纳粹屠杀的对象呢？
在基督教思想成为欧洲的主流宗教之前，犹太人曾进行了大迁徒，并以“外来者”的身份迁入欧洲社会。犹太人在这期间，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生活习俗和族群宗教的传统，所以才没有被当地社会同化融合。正因如此，犹太人在其他民族之间逐渐被视为“他者”。在基督教时期，犹太教虽然与基督教的源渊相似，但两者作为一神教的信仰却相互排斥。当基督教在人们心中就成为了社会规则的核心，犹太教的生活及文化习俗也随之变得与社会格格不入。由于不受大众待见，造就了犹太人在社会里被挤压、被欺负等的现象。
至此，犹太人不受大众欢迎的特征被上层阶级利用，渐渐地成为了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中间人。上层阶级安排犹太人承担各种不受欢迎的公共职责，如收税、监管农务等。可在下层阶级眼中，犹太人却是来自上层剥削者的代表。鲍曼提及，犹太人作为中间人的角色就像“三棱镜”一般，在不同阶层当中“折射”出不同的形象。
纳粹德国与奥斯维辛
希特勒时期，德意志帝国奉行种族主义的优生学政策，旨在提高“生产”遗传条件“好”的基因，淘汰不良的基因，称作“园艺文化”。由于犹太人不可能在精神上改变信仰，更不可能接受日耳曼精神，所以德国上层便认为犹太人是“无价值的生命”，应该被清除。当时，希特勒认为社会应该启动自我清除机制将他们处理掉，逼迫犹太人佩戴大卫之星来标签化他们。
1938年11月9日，德国发生了一场反犹主义的街头暴动，俗称“碎玻璃之夜”，一共造成了100人死亡。相比之下，纳粹在4年内屠杀约600万位犹太人，并不是建立在暴民对于犹太人的怒气，否则他们将会面临社会大众的反扑。所以，街头暴动显然不是一个纳粹清除犹太人“有效率”的办法，而现代社会也不能接受暴徒。
考虑了上述的种种问题后，德国纳粹因此才建造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将被划分为对社会没有价值的人送到集中营里去，其中包括犹太人人、同性恋者、精神疾病患者等等。集中营的运作就像是一间工厂的流水线，按照精准的科学计算，利用毒气杀害了约110万人。这最终体现了，从原初的“园艺文化”到集中营的大屠杀，恰恰正是我们现代人引以为傲的科学和理性作为基础与判断标准。
大屠杀的三大关键群体
大屠杀成功的关键，是因为有旁观者、加害者以及受害者的“配合”。首先，旁观者对加害者的行为漠不关心，对受害者的处境毫不在意。当时期，他们给犹太商店作标记，甚至德国犹太人衣服上需要别上黄色大卫星的徽章。他们精确地区别了犹太人的身份，以致于将自己置身事外。
除此之外，加害者的官僚制也极为关键。德国纳粹高层精心挑选了“普通”官员，负责处置犹太人。被选出的官员服从上级的命令，所负责的事务与其他日常管理并没有明显区别。以至于，当上级对犹太人的处置方案的“改良”，演变为在大屠杀的后，官员们也一如往常地开始驱逐犹太人，甚至最终渐渐转换为“解决”犹太人。
至于受害者方面，犹太委员会负责维持隔离区的运作，并为纳粹政府提供金钱、信息、警力和劳动力。因此，纳粹政府也常常让犹太人社区做出一些令他们难以下定论的选择。譬如，犹太委员会若不想要更多隔离区的人受害，就只能交出一部分人选送往集中营，形成了犹太人内部自我迫害的困境。
恶的平庸性
在二战大屠杀中，除了希特勒以外，阿道夫·艾希曼也是关键人物之一。他是负责将犹太人运送至集中营的负责人，更是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艾希曼被俘后逃脱，之后流亡到阿根廷。在1961年2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被多项反人道罪名起诉，最后被处以绞刑。
在审讯中，作为党卫军军官以及德国公民的阿道夫·艾希曼表示，自己并没有执行屠杀，只是在服从命令、守法，并履行本份。德国公民是以元首的命令为核心去执行政令的，他们认为每个公民都务必要按照元首的命令行事。对此，艾希曼说道：“我的罪过仅在于服从。”
《兴华月报》2022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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