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乐仪老师采访
校史是一所学校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是学校建校、变迁发展和壮大过程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留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校史研究与编纂需学术与人文兼具，可“彰往而察来”；一所学府如果大量丧失历史记忆，就不能准确认识自身定位，难以对未来发展作出选择和判断。校史研究有利于再现办学传统与延伸素质教育、推广优良学风；也有利于增强校友对母校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获取社会资源，是抚今追昔、兴利除弊、与时俱进重要指针，其意义不可小觑。
本期《兴华人》专访我校校史主编徐威雄校友，一窥兴华校史编纂之宗旨、流程与精神面貌。
1. 请问你是在怎样的机缘下加入校史编委？
兴华从一开始就有修史的传统，立校初始的《兴华年鉴》早有意识且有计划地编年纪事，这在我国华教史上很少见。可惜《年鉴》只做了四年，便因时局不靖而停顿。书写校史是已故郑瑞玉校长未竟的夙愿，她曾在兴华创校五、六十周年时曾提出校史工作计划。很不幸，2012年2月郑校长病逝，该计划搁置下来。后来黄秀玉校长与董事会商议后，决定完成此意义深远的工作并纳入学校议程。除了有系统地妥善保存兴华珍贵文献与文物，也总算完成郑校长遗愿。
近十几年来独中都认识到校史的重要性而展开校史整理工作，其中以尊孔独中表现最出色。2012年5月，我受邀到尊孔校史座谈会主讲，座谈会结束后黄秀玉校长和几位副校长过来和我聊起兴华校史，希望我能够过来兴华协助校史的编委工作。
我有幸受到母校的青睐，应该是基于我的专业领域也是之前参与过相关工作，具备一定的经验。当然，我也是兴华校友，能够为母校编纂校史深感荣幸，所以思考后就答应下来。同年9月份我们成立校史编委会，当时我提出一个要求，必须聘请一个全职校史专案执行员协助作业。
2. 兴华校史系列共有三大册，日前已推出卷一《风：兴华图志》与卷二《雅：兴我华胄》两大册。两大册各厚达370多页，内容丰富、排版美观、印刷精致。即将推出的第三册预计厚达800页，在我国华校校史研究上可谓空前。请分享编委会对校史研究的构思与策划过程？
一开始校方构想在2012年创校65周年推出校史，但我觉得太仓促了，便建议66周年才推出，才有充裕的时间展开作业。校方对校史非常看重，编委会成立后，由董事长丹斯里杨忠礼博士、潘斯里陈开蓉、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董事会总务苏顺昌、校长黄秀玉组成阵容强大的顾问团。
正式展开汇集史料工作后，2013年上半年我基于资料庞大、内容丰富，若集一册出版会非常厚重、部分被迫割舍的资料也未免可惜，因而提出了调整出版计划。编委会经过商议后，最终拍案将校史拆成：《风》《雅》《颂》三册出版；《风：兴华图志》属于历史图片集，《雅：兴我华胄》是口述历史与缅怀文章的合集，《颂：兴华春秋》则是兴华历史的记录与论述。
我们原定于2013年年底先推出《风》《雅》两册，但因工作繁重而延迟出版；最早是第二册《雅》在2014年3、4月份结集，第一册《风》也在同年6、7月间诞生了，这两册于8月23日的校友回校日正式推出。2014年8月，编委会开始投入第三册《颂》的编纂工作，同样也是编务工作的繁重，出版日期几次展延，今年年底终于能与大家会面。
3. 校史研究和编纂，所涉问题繁杂，既关历史又关人情，非常考究撰史者的功力。身为主编任重道远，你如何展开搜集史料、筛检、考究及编纂工作？
过程的确不简单，我们几乎重头开始整理、建立档案。前面半年，执行员每周有三四天到国家档案馆翻查资料：从1947年中华学潮开始，所有的报纸一页一页地翻查，滴水不漏地搜集相关报导。经过半年地毯式的搜索，我们找到很多的宝贵材料，就单举杨董事长的资料来说吧，早年杨董事长担任学生会
主席的致词、诗作《赠言——给吕士森同学》（《雅》pg28）；初二时写的文章《雪耻图强》（《雅》pg21），时间久远，可能连董事长本人也遗忘了，没想到竟然能“重新出土”！
由于早年资料严重缺乏，佚失不全，造成校史撰写的困难，我们曾经两次通过报章发动征集文献与文物运动，引起巴生华社的关注，其中创校人魏君连的儿子魏国强就因看到报章而联络上我们，再由他引介到另一创办人陈学典的后人，就这样一个牵出一个，他们都无私地献出许多珍贵的老相片与书册为校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接着，我们将征集到文献与文物进行整理、分类与建档。第一册《风》历史图片集方面，得从上万张照片里挑选一千多张具代表性的相片，还得在下文字说明时一张一张考究其年代背景、人物、事件等。此外，也到学校行政各处调动资料，如：早期手写重要文件、追踪散佚不齐的资料等。另一个工作是做口述历史，我们大量的采访老校友、老师，或是举办校史座谈，这些都是耗时间与精力的繁重工作。但如果不么做，时间久了再也追溯不回来，校史恐怕就很难建构起来。
可以这么说，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口述历史的采访等工作，不仅是为了出版三册校史著作而已。它其实是及时地抢救并保留了很多兴华珍贵的文献，同时也为兴华建立起整个校史文献档案的架构，并奠定了往后建立校史馆的基础。
4. 你觉得当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刚开始时，人手不足是我们比较吃紧的地方，因为资料整理的工作是非常庞大的。后来学校陆续请了齐荟、美娥与志强过来帮忙，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使得工作更为顺利，内容也更为丰富。
此外，资料搜集只是初步工作，只有经过整理、分类、编目，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才能获得最真实、有用的资源。一些材
展开口述历史、人物专访与校史座谈时，对德高望重、阅历丰富、年迈体弱的老校友，更要“只争朝夕”。当年创校（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批学生，如今还找得到的大概不出十个。其中，90多岁的前兴华小学老师陈春玉，由于年迈记忆已经模糊，其家人表示“如果你们早一年来就好了，那时她还记得”，这些都是让人扼腕叹息的事。第一批创校学生中，除了杨忠礼董事长，要数80多岁的潘崇辉记忆力最惊人，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这些老校友都很热情，十分热心帮忙。
料的散佚、或找到材料却没办法确定时间、无法完整考证等都相当棘手。
五、六十年代的文献文物奇缺，可喜的是五、六十年代那批校友：黄光里、周金己、尤瑞泉、陈志清等后来陆陆续续提供了很多资料，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
《雅：兴我华胄》是口述历史与缅怀文章的合集，需要采访、腾稿与修饰等。我们向资深老师邀稿、请校友写回忆录，不拘特定主题，题材可以多方面呈现兴华风貌。《雅》收录了100多篇稿，平均每10个受邀稿者只有四、五个会答应，即使答应供稿了背后不确定的因素也很高，导致后续的工作繁杂。在频繁邀稿、追踪、催稿后；收到的稿件还得在尽量保持原貌的前提下展开修饰、裁剪，誊清错别字。首两册原定2013年年底截稿，但直至2014年农历新年后，我们还在等著几篇拖延的稿呢。
我们锁定邀稿的对象个别代表某个领域、某个年代，一些长辈早已移民国外，必须通过电话追踪至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如：移民中国的李添水，董事长特别交代我要找他写，几番联系下后来没写成，主要是因为老人家上了年纪、写不来了。香港的陈贵川，是我在整理资料时偶尔发现一封信函上有其电话，顺利通过电话联系上。80多岁老人家听说母校筹备出版校史很是高兴，满口答应并很快就完成文稿，同时捐赠许多宝贵的照片给学校，十分难得。
大体上兴华校友都很不错、认真看待邀约，答应了都能交稿，反映了他们对母校的真挚情感。
至于第三册《颂：兴华春秋》已将结集，其中最困难的是“资料篇”的整理，包括了历届教职员资料、课程表、历届学生人数等。由于整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资料散佚，追踪与编纂工程加倍辛苦、困难重重。很多资料是从往后七、八十年代的文献资料中慢慢拼凑，撷取一鳞半爪，犹如大海捞针。例如历届教职员资料表，玉雯就耗费了近半年来整理与勘误考证，其难度可见一番。
5. 校史工作奋斗三年，有什么感触？有哪些特别值得分享的事？
三年的校史工作，难忘的事情很多，举些例子，我们不断跟史料斡旋，一些数据、资料一开始苦于缺遗，“踏破铁鞋无觅处”，往往花了几个月翻箱倒柜，却也常会忽然间“得来全不费功夫”，那种高兴非笔墨所能形容。例如，编第二册《雅》时，为了找出1981年兴华首次勇夺全国三语演讲比赛高、初中组冠军的历史性照片；我在资料库几千张照片里前后翻查了4次，就在要放弃的时候，这张照片却突然间自己“跑”了出来，感觉实在很奇妙。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经过三年仔细翻查与考究，校史里很多原本空白的地方，我们已尽量地把资料一条、一条补上了。但五六十年代的空白还是很多，实为一大缺憾，希望往后在史料、文物上能再次有大发现。
我发现早期兴华的老照片特别漂亮，素质非常好，推想应该是创校的张联宗校长等人为了给后人留下历史记录特有意识地找来专业摄影师来拍摄。此外，很多老学长姐主动的帮忙、提供资料或各种线索，这些都特别让人感动。
6. 你个人对出版兴华校史的定位、期望、预期的社会贡献是什么？
我很高兴为母校历史做整理、完成郑校长的遗愿，也为兴华校史档案管理及往后的校史馆打下基础。这三册校史并不同于一般的纪念特刊，而是一部具有学术水平的专业论著。这样的意义在于，它不但能够提升兴华校史的可信度与人文价值，也将把兴华推向国际学术研究领域的视野，成为后人欲了解大马教育及华教历史的参考范例。
这三册凝结成一个光辉的名字——兴华。它记载了兴华近70年以来丰富的生命历程，承载着许许多多兴华人同歌共泣的集体记忆，最后，我要特别感谢董事会及校方的全力支持与信任，放手让我们处理编纂工作。我们有一个很强的工作团队，大家都为大马华教史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