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导文学是新闻采访的延伸。作者运用文艺写作的手法，反映现实生活中真人真事的一种文体，具有新闻及文学双重价值。
从真人真事发生的情节与场面中，撰写者综合大众的观感，以自身主观态度与看法，书写成具体感受的文体。在写作上，可以综合多种文学写法与技巧，发挥作者自己的风格，使作品更具有艺术性。基本上，是作者发现社会议题，基于人道关怀，企图改善这样的现实人生。
——《从历史小说与报导文学谈起》，摘自2012年《聯合文學》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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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殷敏学姐的得奖作品，可到图书馆借阅：
1. 2020年第十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
报导文学得奖作品集：《岁月》
对写作的热爱从何而起？
个人认为，获得这一奖项是人生一段路程的小成就，它是对我能力的肯定。我感恩能得到这个奖，这鼓舞了我，未来要更加努力，成就更好的自己。从阅读而起。小时候，我的家人就培养我的阅读习惯，当时比较喜欢读小说，长大后则是常接触人物传记或记者所写的书籍。比如前阵子我读了汤姆莱特与布莱利霍普所写的《鲸吞亿万》。此外，也推荐几本战地记者的书目，如：日本的山本梅香所写的《战争里的孩子们都怎么了？》与韩国的李嘉赫所写的《那天在那里的人们》给对相关主题有兴趣的学弟妹阅读。
除了阅读以外，观赏电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具有社会意义的电影对我启发很大。当奥斯卡或金马奖的电影入围名单公布时，我也会尽量去找相关的电影资源观看，因为这些入围的作品证明了它们有突出的中心思想或蕴含重要的社会意义，值得我们去观看。
无论是读书或观赏电影，都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从而滋养个人的写作细胞。
慰安妇一词仿佛成了历史上不愿被提及的污点，你写这篇报导的创作动机是什么？创作历程中曾面对什么困境？
慰安妇受害者是源自于二战下的军事服务制度，如今我们距离二战已有85年。85年前，我们还没有出生，而经历过这些事件的老人，也已经在慢慢老去或离开这个世界了。
中学时期，我们都曾听老师提过“慰安妇”这个词，但这起历史事件在课本中也只是带过而已，所以我对慰安妇的理解似懂非懂。直到2018年，我在台湾工作时偶然发现一场慰安妇讲座。参与后，我才惊觉受害者们不管在二战或二战后，身心灵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讲座中也有台湾记者分享韩国的慰安妇幸存者，令我印象深刻。我也因此得知，韩国的慰安妇受害者会在非政府组织(NGO)的帮助下，每周三于日本驻韩大使馆和平集会。恰好我去年十一月到韩国旅游时正值周三，下了飞机便赶去参与集会。就是这些契机造就了我写这篇报导的动机。
毕竟我是马来西亚人，写这篇文章自然想到马来西亚的慰安妇受害者，但苦于没有更多深入报道或有人站出来现身说法，所有线索就好像风筝断了线。前巫统青年团秘书慕斯达法耶谷（Haji Mustapha Yaakub）曾对大马慰安妇展开调查，但时任首相的纳吉为了维持与日本的外交关系，选择一笔勾销往事，不予追究，大马的慰安妇事件就此耽搁。我通过了媒体记者朋友的力量，找到了这位年迈的慕斯达法耶谷，但由于有关信件与文件没有保存下来，加上顾虑自身年岁已高，担心老来健忘，于是拒绝了我的采访。
另一创作困难是在本地难以找到慰安妇幸存者。很可惜，大马慰安妇这空白的一页，我无法填补。虽然没有访问到我国的慰安妇们，也不知道这些受害者们是否还存在于这世上，但是女性群体还是有许多不被重视的地方，还是有被社会遗弃的部分，比如妇女的人口贩卖受害者比例是最高的，所以我想把这个议题延续到这个世代，希望可以通过文字，透过报章，让更多人知道。
你花了多少时间创作这部长达两万字的作品？是什么动力让你坚持完成这部作品？
这部作品开始于2018年，隔年到韩国进行采访与观看慰安妇展览。由于平时也得上班，于是利用工作外的闲暇时间在今年（2020年）四月至七月间慢慢写完这部作品。
我是第一次写那么长的作品，一般工作中的报导最长也仅两千字，所以这篇文章相当于我平时所写文章十倍的长度。创作过程中，我常不断自我否认和怀疑，也曾思考过放弃参与比赛，只需把文章缩短后投稿给报社。这时，妈妈鼓励我，既然搜集了那么多资料，也有了采访成果，不如就继续写下去吧。所幸当时家人的支持与自己的坚持，才有了这部作品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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