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November 23, 2015

中华传统文化与素质教育 朱鸿林教授

黄乐仪老师报道
       10月15日(星期四),我校于陈开蓉大讲堂举行“中华传统文化与素质教育”讲座,主讲者是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朱鸿林教授,随行者包括该校人文学院郑梁慧莲教授、中文及双语学系副系主任李德超副教授、Prof. HANS Ladegaard(Head, Department of English)、英文系副教授徐训丰博士、中国文化学系系主任谭景辉博士、人文学院院务主任余逸敏小姐以及中国文化学系博士生庄兴亮。

        朱鸿林教授现任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孔子学院院长、香港理工大学邝美云文化及艺术教授、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讲座教授及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这是他第二次到我校担任座谈会嘉宾,2013他曾受邀
出席我校科技大楼开幕礼,在21世纪中等教育论坛“人文与科技的对话”中,与台湾著名天文学家孙维新教授、清华大学李家维教授及郑伟勋博士等学者展开学术对谈。

        讲座会开始前,黄秀玉校长陪同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颁发纪念品予朱鸿林教授。朱教授表示,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愿景:“荟萃语言、人文、科学之学”,与兴华办学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他也将于讲座中与大家共同探讨“中华传统文化与素质教育”两者的关系。

“多元一体”的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亦称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以古代华夏族群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历多次的民族融合,并和四方的‘蛮夷戎狄’不断融合,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其特征是以儒家文化与天朝思想为其骨干而发展。”他补充:“台湾虽非中华文化的源流地,但因历史因素,维系了许多中华文化的传统。”
中华文化主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扩大、加入新的元素
,最终形塑学者苏秉琦所谓“多元一体”的特色。我们可从哲学、语文、艺术和习俗来探讨中华文化的内容,其中哲学主要指儒家、道家与佛家思想;语文则囊括:文字、书法、语言(标准语、方言)和文学;艺术方面呈现在绘画、戏剧、舞蹈、音乐、运动与技艺和建筑等;习俗则指民族传统服饰、饮食文化与宗教信仰。


 “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文化
        朱教授认为,文化涵盖人类的集体生活习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融入生活、我们享受它而不自知的东西。汉字的创造是中华文化的智慧结晶,世界上再也没有另一个民族像中华文明把文字保存得这么好。

      “传统,要不断传承才叫传统。淝水之战以前,中华传统文化以华夏为主体,亦称华夏文明,是中国56个民族文化的统领。其后历经三教合一,融合宋明理学、宗族文化等,流传年代久远逐渐形成由朝廷控制书写的‘大传统文化’(雅文化)以及属于乡民的‘小传统文化’(俗文化)。”

        他说,物质文化因时因地而异;精神文化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蕴和表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念主要突显在:四维八德与五伦关系中。《管子·牧民篇》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廉耻”是维持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如果这四个要素得不到发扬,国家就会灭亡。
“兴华的校训正是‘礼义廉耻’,台湾各大学府也将之定为校训,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品德为立国之本。八德指:忠孝、
仁爱、信义、和平,由中国国父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中所倡导,台湾更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四条大道。”

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谈及五伦关系,朱教授举“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为五伦。 他引申《孟子·滕文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解说:其中的“君臣关系”,已演变为现代社会国家和国民的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体现在《礼记·礼运》中所提倡的十义,现代人则透过《三字经》:‘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学习十义。”
人情指人人皆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七情是先天本有,不必通过后天学习而本来具足。古圣贤认为,社会上人人讲信修睦,谓之人利。若一味争夺相杀,谓之人患。因此圣人治人七情必修十义,通过学习“礼”克制人情之欲,利乐社会。

       他强调,“礼”讲求秩序与社会规范,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人”的看法有异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个体并非完全独立,一个人在社会上必须扮演多重角色,包括:家庭角色、职业角色、公民角色等,人与人之间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礼”能起到人情的调节作用,人伦关系长幼有序、社会自然和谐,人人得以安身立命。

素质教育的特色
        朱教授认为,相对于偏重追求分数的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关注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艺术能力和多元智能的培养。实施素质教育主要体现为:学生创造性能力与自学能力的培养、重视下一代品德教育、塑造孩子的审美观、人生观与世界观、劳动教育以及终生学习,目的在于让学生能发挥个人潜能、各展所长,而不局限于学术上的才能。

        传统文化的全人教育理念正是今日教育界提倡的“素质教育”。宋明理学以后,所有读书人所应具备的德行正是记载在《大学》的“明明德、亲民/新民及止于至善”。知己(认识人与动物的分别、人的义务)才能处己(认知与实践道德要求)、修己(健全身心的艺能)与待人(处理人与社会等伦理关系)。《大学》早已记载贯彻素质教育的一连串方法论,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素质教育”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而充实、完美;“中华传统文化”需要“素质教育”的成功而传承、光大,两者在当今中国民族复兴的进程上尤其重要。当今中国政府的努力却是将“传统文化”与“素质教育”当政治问题看待,着重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先振兴经济再通过宣传、表彰、制度及社会活动,如:国学班、儿童读经班等宣扬传统文化。

品德教育足以变化气质
       朱教授引用《论语·颜渊》答季康子问政里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提醒我们,推广素质教育勿流于喊口号、写标语等表面形式,上位者本身要德才兼备,不能表里不一。儿童聪明敏感,倘若“上梁不正下梁歪”,满口仁义道德的大道理或规章只能压制于一时,无法让人心悦诚服,又如何能真正贯彻素质教育的精髓?

         一些学者以荀子的“性恶论”为托辞,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欲通过学“礼”正人心是痴心妄想;唯有采取法家严刑峻法教之以“刑”,才能约束人情欲望。朱教授对此不以为然,他推崇孟子的“性善论”:人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之,此良知良能谓之“四端”。只要通过教育将四端扩而充之、疏而导之,就能使人变化气质,达致圣贤。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要怎样教育学生、装备公民才能达到素质教育的“预期目标”呢?朱教授建议大家不妨看看古代人怎么做,鉴古察今。儒家经典文化学习的内容包括: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及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古人强调,君子必先树立六德及六行,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有了优良德行,再求学问、习六艺。他补充,汉代以后六艺即是六经。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

      “经典文化的学习不是盲目的,它具有一个期待的预期效果。《周礼》称:大司徒以乡三物教民;‘乡三物’指的是:德、行、艺。传统文化教育就是六经的‘为人’教育加上‘乡三物’,才能达致‘全人教育’理念。这和现代/当代的‘素质教育’理念是一致的。”

经典文化学习的预期效果
        朱教授根据《礼记·经解》分析,经典文化学习的“预期效果”为:
        学习《诗》,性格就温柔敦厚。《诗》教不当,容易陷于愚痴;如果国民温和宽厚又不愚痴,就是精通《诗》教了。
        学习《书》,能够通达而博古。《书》教不当,容易言过其实;一个人通达博古又不至言过其实,就是精通《书》教了。
        学习《乐》,待人爽朗而平和。《乐》教不当,容易奢侈;性格爽朗平和又不奢侈,那就是精通《乐》教了。
        学习《易》,言行清净而细心。《易》教不当,容易心存害意;一个人清净细心又不心存害意,就是精通《易》教了。
        学习《礼》,为人谦逊而庄重。《礼》教不当,容易落入繁琐;处事谦逊庄重又不繁琐,那就是精通《礼》教了。
        学习《春秋》,善于文辞、类比史实。春秋之教若不当,容易引发混乱。如果善于文辞、类比史实又无混乱,那就是精通春秋之教了。

孔门全人教育的文化教学
        至圣先师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名垂千古,其中“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其门下弟子各为代表,形成孔门十哲,又称作四科十哲。十哲是根据《论语》“先进篇”一章中十大弟子而得名,孔门十哲在德行方面的表率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和仲弓。宰我和子贡精通言语;冉有和季路具备处理政事的才能;子游和子夏则是文学祖师。后人曾塑孔门四科十哲的坐像于孔庙,曾参以孝道闻名,亦特塑曾子像坐于十哲之次。

       全人教育是文化表现于行为的教育,儒家提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以博文约礼,学而能行意味具备通识与专门教育后,还得加以应用,以后发展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

      “知行合一”也就是今日素质教育倡导的“服务学习”(service-learning),强调理论结合实践,是当今国际高等学府的必修学分。君子知书识礼,还必须懂得慈悲喜舍、利己利人,才
能成就自己、贡献人群、惠及物类。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困境
          朱教授说,我们可以从场所、时间、师资及赞助层面探讨将“中华传统文化”实践于“素质教育”所面对的问题。

      “除了学校,家庭也是孩子学习的场所。家长是孩子最早的学习对象,家长不要把所有东西都扔给学校,家庭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古人有‘晚饭家教’文化,长辈在饭桌上就晚辈一天的学习状况提出关怀,忠告与劝导;晚辈以恭敬的态度洗耳恭听、受益成长。”

        此外,傍晚邻里间闲话家常、互相嘘寒问暖,孩子也跟着父母串门子,有意无意间也会自大人口中听闻一些待人处事的道理。

        宗教团体与宗亲会也是很好的教育场所,灌输下一代祭祖敬宗、表贤励学。同乡会通过聚会联谊、敦睦乡情,教育下一代崇敬乡贤。朱教授认为,善学者易于学习,举凡诗社、文艺社、剧院、体育场所、祠堂、庙宇、博物馆等若善加利用都是绝佳的教育场所。

        古人强调学习时间有三余:晚上是白天之余、雨天是晴天之余、冬季是四季之余,好学者必须善加利用三余来学习,一点空闲时间都不浪费。朱教授提出,中小学的师资非常重要,孩子到大学才立志图强太晚了!

      “把‘教’跟‘育’结合起来,才配当老师,好老师的安慰在后边,看到学生成人成才就是对老师最好的鼓励。家长也要付出努力,家长给孩子做好榜样,就是当老师的好助教。”

在中国境外学习中华文化的进路
朱教授建议,在中国境外学习中华文化,必须善用当地的中华文化遗迹,如:学习所在国家及西方、伊斯兰历史文化、参加侨社活动、接近中国来的学者和文艺工作者,并关心中国和外国发生着的“文化”大事。
“譬如:近年来中国国内大学纷纷成立‘国学研究院’、‘儒学研究中心’;外国也掀起学习中文热潮,世界各地纷纷建立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中外对中国经典的重新认识、研究与翻译备受重视;区域性文化融会、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都是有待我们努力开拓的。”

        朱教授说,他构想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基本课程,应该致力于培养下一代见贤思齐之心,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教育。除了《诗经》《书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精选阅读;学习六艺;到传统村落、祠堂、书院、寺庙、坟场、殡仪馆等文化载体进行观摩;带领学生当场合司仪或展览讲解员、探访安老院与幼儿园,都是表现“孝弟慈”的“服务学习”(Service Learning)。

        他呼吁热心社会人士帮忙赞助文化事业、提供师生进修资源及外访观摩机会,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尊重自己,着想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理心;发扬建立自己,帮助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伟大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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