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你出生贫寒的单亲家庭，半工半读完成中学课程，介意和大家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我从小学就开始半工读，当时就读班达马兰B校，母亲是个小贩，大约三、四年级我就到她摆摊的夜市场或者早市场帮忙卖一些干粮、杂货，就这样一路半工读直至高中毕业。
能够兼顾学业吗？
我的成绩不是很理想，但是每一次都能够过关。谈起此事，其实我还是有点压力和阴影的，这些年来偶尔会发梦到考试不及格，因为当时的要求就是我们四科要及格，而且不可以有科目低过25分，有升留级标准。
也特别不容易吧，小小年纪既要工作又要读书？
对，而且当时我的环境比较差一点，连电供都没有，原本是臭油灯或者是点蜡烛做功课，至到唸初三家里才有电箱夹着电灯发电。我是家中的老幺，还有三个姐姐跟着妈妈一同相依为命，当时姐姐们也在念书，只靠母亲一人含辛茹苦抚养我们，我希望为母亲分担，所以决定半工读完成学业。那时候兴华也有提供半免或全免的助学金，但是我的想法是我还能够自食其力，靠自己努力去赚取学费，应该把机会让给其他比较需要的同学。
谈谈求学时期较难忘的事情？
有些师长让我印象深刻，首先是郑瑞玉校长，她的声音很亲切，为人十分勤俭，二十年来开着一辆老车，我们周末回校也都会看到她。当她过世时我去她家，发现她的居家布置十分简朴，她的一生几乎奉献给兴华。李锦华老师是我初三的班主任，至今样貌还是很年轻、和蔼，这也是个因果，教育本身是扬善的，李老师数十年导人向善，相由心生。再来是谢锡福副校长，谢老师在高中教过我一年华语，他本身是一个很关心学生的老师。
此外，黄秀玉校长曾经教导我化学，我念初一时，入学考的数学成绩不错，当时校方有提倡汇集各科精英学生加强训练，黄校长建议我进数学辅导、每个星期上多一天的下午课，进一步增强数学。但是由于我放学后必须帮助家里工作，后来就没有加入。
2012年郑瑞玉校长骤逝，黄秀玉校长很快地扛起重任、稳定大局，领导兴华继续前进，对于黄校长的表现，董事会这几十年来都没有很大的争论；某些学校校长与董事部冲突，没多久就换校长，我们兴华没有这种问题，彼此很有信心与默契，为大局也都能以和为贵。我们董事会七、八十年代毕业的校友很多，大家都有很好的福报，因为大家一直支持教育，做着很正能量的事业。我也一直跟孩子解说，为什么要让他进兴华学习中华文化。
初一至初三我参加篮球学会，高中担任狮队的工作人员，高一至高三担任学长。在校求学期间，最难忘的是在董事会执行秘书洪健枝的带领下，我们曾经跑遍11个州为校筹款，包括：吉兰丹、彭亨、登嘉楼等。每当学校发动筹款运动，就会组织筹款特别队，我是当时学校筹款特别队其中一个队长，高一到高三连续三年都跑11个州，坐上由董事借出的客货车，跨州筹募综合大楼的建校基金。
其实在董事会里面我一直很赞成“要让学生参与筹款”，培养爱校情怀。但是现在的筹款跟我们以前的性质是很不一样的，以前一般家庭都比较穷苦，靠挨家挨户筹募并不容易筹到大量款项。现在兴华要筹款其实不难，我是86年进来，当时兴华的毕业生较少，要找到有钱的校友也很少，今天我们有上万个校友，我估计再多一个十年，单单跟校友筹款，每一个校友一人捐100令吉，汇集起来就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了。
在什么机缘下回来母校服务？
1991年我高三毕业，校友会执行秘书洪健枝邀请我们这些毕业生加入校友会，同学中很多人毕业后出国继续升学，我还留在马来西亚，1992年我加入校友会，那是毕业后的第二年，至今25年，我仍然是校友会的一员。
你是马来西亚策略集团（STG Group）及 马来西亚黄金海岸度假集团（Gold Coast Resort Group）的董事主席，还兼任一百多家产业发展公司的行销顾问。你有什么感想？
每一个人随着年龄渐长、在每一个阶段审视自己的人生，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刚刚毕业的时候我的确是想在商业领域闯出成绩，原本我的志愿是当律师，但是当时经济条件不允许继续升学，于是我转而希望在商场上有一番作为，再以自己的能力帮助社会上普罗大众。
一开始我在《星洲日报》工作，选择《星洲日报》也是机缘巧合，毕业前一个星期我就去《通报》应征记者，《通报》方面基于我没有交通工具而不予录用。后来《星洲日报》在八打灵总社招聘内勤，我去面试。当时经理分析：你一个青年，还要搭巴士上来，来要两小时、回也两小时，一个月的薪水700块，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时间、金钱的压力都很大，因此他建议我在巴生担任区域广告行销员。
我在校期间是毕业刊召集广告的组长，经理翻阅兴华的毕业刊，后段有很多广告，都是由我这里招来的，于是他建议我在巴生担任广告行销，我的第一份工也是最后一份工，就一直循着此路线不断发展，直至成立自己的公司。
一直都这么顺利吗？有没有试过走到一段时间遇到挫折，感到挫败？
1997年金融风暴，当时我已经成立广告公司，由于很多客户受经济崩盘波及，纷纷倒闭……现在的情况也是开始要重演了，我估计今年下半季，如果有大选顶一顶，情况会拖到年尾或明年初，像1997年，农历新年一过，很多商店就关闭了。当时我们也面临被商家倒账、拖欠款项等，我跟一些供应商协商，继续经营下去，再逐步偿还欠款。
我国经济在1998年开始复苏，1999年在前首相马哈迪医生一系列挽救经济的政策，包括锁定美金兑换率等凑效后，我们很快重振士气，而我当时在广告界锁定的都是一些产业公司，主要考量是：我今天花了15到20分钟来见一个顾客，我花同样的时间去见一个产业发展商，但是盈利数目却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在人生里每一次的选择就会决定未来发展的不一样，倘若我集中在食
到现在为止，我的感触是，人在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一样的追求与理想，尤其是最近这两三年，我接触到了佛法，对《心经》特别有体会，也把商场上竞逐名利的心看得比较淡一点。2012年，前校长——郑瑞玉校长过世的时候，我看到的情况非常特别，郑校长她一生的努力没有白费，在治丧与出殡时场面肃穆、学生发自肺腑真诚的哀悼与敬重之情，跟我们平素接触到的商业交际是完全不一样的。
商业交际可能就是人都没有到，只有一个花圈；但是郑校长治丧期间，我看到：噩耗传开后，文教界与华社同声一哭，学生从全马各地纷纷赶来，郑校长献身华教四十载，毕生鞠躬尽瘁作育英才，这就是教育上的成功，大家对其的敬重发自内心，也让我换一个角度去思考生命的意义，除却名利，当我们离开时，我们究竟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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