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亚——1983年春天生，台北人。毕业于米兰工业设计学院，主修多媒体视觉设计，兼职自由写作。曾染指动画与网络和报社编辑。生活状态既慵懒又忙碌，悠闲时想喝咖啡，焦虑时想喝啤酒，标准的逃避中求长进性格。父亲是极富盛名的作家小野，在16岁那一年，以15封父女之间的书信往来，一起出了第一本书《爸爸，我要休学》。后并着有《面对：小金刚世代与野草莓世代的深情对话》和《给意大利的分手信》。
艺文界人士因为家中书太多，地震的时候差点被倒下的书柜压死这种荒唐事常有耳闻。后来大伙儿被震怕了，屋子小的就把书柜做成固定式的，屋子大的就把书柜做成轨道式的，而我们家的书柜就是固定式的。家里的每个人都有一座顶天的书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公用的书柜，然而，家中的书还是多到随处堆放，无家可归。
我的书柜很大，但最上面的那排被用来塞了一整套大部头的世界百科，用国家分类，一国一本，详载了该国的历史人文和地理风土，那套书的信息已经旧到不堪使用，甚至导致十年前我和爸爸去东欧旅游时，爸爸因为用那套书做行前功课，而差点以为匈牙利还是共产国家。第二排被我拿来放日记本，第三排则放了一堆我喜爱的星际大战相关产品，而最后一排又被塞了一大套不知哪来的民间故事全集。可想而知，我正在看的小说、散文等书籍，则是夹缝中求生存、往前堆到第二层，或是摆在书桌上。
妈妈的书柜很高，就在她的梳妆台上方。她不太有属于自己的书，总是有什么看什么。那很高的单排书柜里，有一本很老的圣经、一些神秘的笔记本，和一些我送给她的东西。
哥哥的书柜瘦瘦高高，但里头单纯的就是摆放他正在看的书，一会儿是金庸，一会儿是冯内果，一会儿是沙特、卡夫卡、村上春树，我小时候总觉得哥哥很有求知欲。
爸爸的书柜很深，每一排总是前后塞了两、三层，自我有记忆以来，他的书柜因为不断有新增的书籍，而不停的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一批曾经被列为禁书如老舍、鲁迅等作家的作品。我不太清楚那几本书是哪来的，爸爸说那时被禁的书籍会透过一些地下的文刊社流通，知识青年们秘密地取得、传阅那些书，在思想不自由的年代，那是他们独有的浪漫与哀愁。那几本左倾的书籍被放在他用来放奖座的架子再上面一格，夹杂在其中的，还有一本非常破烂的《贝多芬传》。爸爸说《贝多芬传》是他人生中，唯一一位欣赏他并夸他文笔好的老师送的，他说，他会成为作家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那位老师的鼓励。《贝多芬传》和禁书享有特别地位，剩下的书则在一旁又大又深的转角书柜中如潮水一般汰洗。
我常常会到他的书柜前走一走，时不时抽走一些我觉得“应该要看一看”的书；有一次我拿走了《不杀猪的一天》，有一次我拿走了《蓝胡子》，有一次我拿走了《过于喧嚣的孤独》，有一次我拿走了《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有一次我拿走了《忧郁的热带》……。终于有一天，我拿走了《蛹之生》，并很不好意思地跟爸爸说，我认识他二十几年了，其实从未好好读过他写的书。从那之后，我发现有时我自己买的书，也会被爸爸拿走，出现在他的书柜上。原来我们一直都是用彼此正在读的书，来分享心情和想法，还有各自的人生。
在这样的成长背景下，书本对我而言除了是消遣和知识，一部分也是人生的记录和当下价值观的投射。在我搬出去住之后，我只带走了几本书：从哥哥那里偷来的《小王子》、小学老师送我的爱蜜莉．狄金生诗集、一本爸爸在我十四岁生日时送的绘本、我国中时爱不释手的《漂鸟集》，还有一本当时逗得我乐不可支的小说——《我烧了大文豪的家》。就这样，我离开了大文豪（他算是吗？）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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