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乐仪老师报道
7月21日（星期二），我校于黄景裕讲堂举办学术讲座，讲题为“追上新世界：诗是怎么现代化的？”，主讲者是来自台湾清华大学的杨佳娴教授。杨教授是台湾高雄人，毕业自国立台湾大学中文所博士，现为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文风受鲁迅、张爱玲、杨牧等前辈作家影响，其诗作被评论家唐捐认为是古典与尖新的结合。为《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贰）诗卷》（九歌）选入的最年轻诗人，《台湾文学三十年菁英选：新诗三十家》（九歌）中最年轻的入选者，与鲸向海同为网络世代的指标性诗人。
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
杨教授表示，文学是日常生活中的灵光。现在的教育把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对立，但其实两者并不冲突、绝非对立。以文言文为主体的古典文学发展至五四以后，面对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与新文学的崛起，并未因此湮灭；两者相互交汇、带有连贯性。“我们认为《红楼梦》是古典文学，但其文体更倾向于白话文。文言文并没有在现代文学完全消失；现代文学里也处处可见文言文踪迹。”
她说，古典文学严格要求押韵，现代文学不然。但两者都是一种传播媒介，旨在透过文学抒发传播思想与观念。古代文学传播不便，书价高，作者有一定的拥趸、知道读者流向，故作品不必写得太隐晦。现代文学乘搭科技普及之便，传播迅速且大众化，作者不必预设读者群，粉丝可能随着网络传播聚变增加。
“传播媒介改变文学流向，科技发达，文学变成人人都可交流、产生共鸣的载体。”
西方思潮影响文学创作流向
杨教授剖析，19世纪末年是整个华人地区正式进入世界的时候。当时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西学东渐将西方近代各种学术上的新成果带入了中国，深深影响到各种学术的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框架“经、史、子、集”完全被打破，传统学术受到西学的冲击。19世纪末上海杂志《典型画报》，曾经刊载清代末年高级妓女穿长衫打桌球的照片。当时摄影技术已经传进中国，平民怕摄影会摄魂；社会上层贵族、文人等却勇于尝试新事物。当时贵族、文人对高级妓女的追求建立于恋爱，而非欲望。新生活引进新科技，进而激荡了文学创作的新流向。“刊载在《典型画报》的水底行车照片，体现科技长足发展，激发人类对于未知领域的征服欲望。另一则《傅相轶事》，相中人傅相——李鸿章，看着当时漂亮的少女骑脚踏车，流露欣赏。自行车在当时是个新事物，西方思潮已渐渐影响文人的生活与文学作品。”
新诗，时空感觉的变化
杨教授表示，古典诗在时代嬗变与西方思潮冲击下，首先体现了时空感觉的变化。
我们赏析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古人写送别诗，寓离情于写景。一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写出送别的时间与去向；“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勾勒船速慢慢远去，离别的人逐渐消失在地平线的一方。“流水”，自古希腊以来代表时间流逝；今日一别，不知何日再相见。
杨教授感慨：“今天我们送别友人，再无法体现古人的情怀:飞机启航，转瞬抵达另一个国家，还可以立刻视讯问候，再没有缓慢与深刻的忧伤。”
她进一步介绍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词人柳永的《雨霖铃》，诗人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到“兰舟摧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透过缓慢的节奏勾勒距离产生的美感，刻画了作者在无可奈何的离别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挚感情。古代人“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感性的表达模式，今人已无法体会。
科技改变速度与时空感
到晚清诗人黄遵宪写《今别离》，我们开始感觉时间和速度的变迁。文人于诗中分别歌咏了火车、轮船、电报、照相等新事物和东西半球昼夜长短变化的自然现象:“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抵达异域后，以电报向家人报平安。
“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 轮船、火车钟声催促，载人远去。
“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汽球”。体现作者并不讨厌科技，觉得新时代也很好。
诗人巧妙地将近代出现的新事物，与传统游子思妇题材融为一体，以别离之苦写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又以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表现出当时人在别离观上的新认识。
杨教授笑称：“我们现在和朋友发line，只需3分钟。这和发电报、快乘轻汽球相比，又是另一番境界了。”
共看明月不再皆如此
文人眼中的月亮象征着时间的更替，认为分隔两地之人都能见到天上明月，所以古人喜寄情于月“共看明月皆如此”。天文学知识尚未普及，明月蕴涵时空的永恒。白居易《自河南经乱》抒发由于“河南经乱”使得“关内阻饥”，诗人唯有寄望离散各地的兄弟手足“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苏轼也在《水调歌头》吟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足见古人没有“时差”观念，在他们心中，天涯海角皆存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由于地球围绕着太阳的公转和地球的自转，使得生活在不同经纬度的人们处于不同的时区。人们因时区改变，身体产生不适，如：睡眠障碍、警觉下降和生活节律失调等时差问题，从来不曾出现在古典文学之中。
到了晚清，因为西学的引进，中国人开始有了世界观。黄遵宪《今别离》“恐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清楚点出科学上的时差问题，指明“共看明月皆如此”是不可能的事。时差，改变了浪漫诗人的遐思与文学表现手法。
“诗界革命”的主张
杨教授表示，新诗的革命先锋首推黄遵宪，其名言“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强烈主张作品应忠实反映当下时代，“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臻之境”。持相同主张的梁启超则主张新诗必须有“新意象”。当时中国的诗歌中不乏新意象的出现，但鲜少有扣人心弦的代表作，诗意与新意境不协调。诸如孙宝瑄《照相器》以照相机这个新器具来留住某个时期的片段；雪如《新无题》则以科学观念的潮汐譬喻爱的吸引力；《1958年的大跃进歌谣》中更是不乏新意象，但内容十分荒谬，堪称“诗界革命”的失败。当时的诗使用最多的新名词包括：自由、文明、竞存、世纪、民权等，与古典诗风十分不协调。
新诗的现代化
新诗一定是好诗吗？
嚼如蜡味的新诗引来学术界批判，除了五花八门的新名词，当时的新诗没有什么意境可言，既不如古诗韵味隽永，也不耐咀嚼。五四运动时期的文人代表胡适，主张解放诗体主要回归形式问题。其本身对新诗的努力探索可从“很好懂，但没有诗味”的作品《蝴蝶》到具有现代诗错落的文句特色的《三溪口》；其极具感染力的《秘魔崖月夜》情、景、外、内烘托含蓄朦胧诗意，是新诗代表的佳作。其后，徐迟发表《都会的满月》，演绎诗的现代性的理念，诗人以高楼时钟取代了小楼明月，象征着现代化的时间控制着城市，忙与盲催促现代人生活追着时间跑。
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
讲座结束前，杨教授向大家介绍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系内设有大学部、硕士班及博士班，此一架构延续至今。她说，该校希望以学术列车为媒介，将清华的学术成果分享给大马华人子弟，让大家感受清华丰沛的知识能量，将知识深耕于在地，将学术播种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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