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乐仪师报导现任澳门大学校长特别顾问兼全球事务总监的冯达旋教授在3月15日（星期日）澳门大学与我校主办的《新丝绸之路与新文艺复兴：21世纪教育大趋势》公开演讲上抛出世纪疑问，发人深思。
冯达旋教授曾任台湾清华大学与成功大学资深副校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理论物理组主任、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研究副校长及兼任物理教授、M. Russell Wehr讲座物理教授。他同时也是美国物理学会会士、核子与核天文物理、量子光学与数学物理领域的专家，在学术、研究和领导大学各方面发展拥有卓越成就与丰富经验。
欧亚“超级大洲”的形成
冯教授引用十九世纪大文豪狄更斯（1812-1870）在《双城记》里的名言描述廿一世纪的面貌：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
他表示廿一世纪与狄更斯所形容的十九世纪有相像之处，但是有一点非常不同:我们面临的变迁远比十九世纪快上好多个数位。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千年来无论是文化、军事或经济，人类都似乎想把欧亚连接起来！远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通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以及成吉思汉疆土横跨欧亚大陆、近代欧亚高铁蓬勃发展，一一体现欧亚“超级大洲”的形成。
欧亚高铁发展造就新丝绸之路
冯教授指出，廿一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型基础建设是亚洲高铁的普遍化，配合快速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成熟，下一步就是“欧亚高铁”的发展，即所谓的新丝绸之路！铁路与海路运输交通与航空运输交通有一大差异：铁路、海路可以推动沿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这与航空运输交通“飞过了无痕”的无法驻留相去甚远。这种史前未有的欧亚接轨所产生的自然成效就是逐渐使得欧亚诞生新思维：欧亚的人会慢慢的感到他们是处在同一超级大洲而不再是“亚洲”或“欧洲”。这是人类千年的思维改变！冯教授阐述，他之所以作出此推测，是基于2013年十二月在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主办了一个历史性的会议。欧亚两大洲重要大学领导首次汇聚一起讨论会议主题：大学的重要性以及两洲高等教育如何一起在21世纪对全球负起责任。
廿一世纪东亚高等教育起飞
通过欧洲研究型大学协会与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对比，我们发现欧洲的大学大多数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创办的，如：创立于1096年的牛津大学（Oxford）以及创立于1209的剑桥大学（Cambridge）。反观，亚洲的大学都可说是近代创办的，最早的东京大学始于1877年。廿一世纪东亚高等教育随着经济起飞，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从南亚到西亚！整个亚洲到处喜见大学的兴起，例如：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国立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国立首尔大学、东京大学、汕头大学等。
亚洲大学在新时代的定位
冯教授感慨地说，不幸的是今天亚洲的大学都在“排名”的影响及冲击之下，让大学领导者背负无名的压力！这些亚洲的知名学府除了冲进高排名以外，它们如何能够集体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这将是本世纪亚洲，尤其是东亚与东南亚高等教育需要严肃考虑的大议题。更令我们深思的是：当欧亚超级大洲形成时，大学可以为人类的文明做些什么贡献？冯教授分析：“文艺复兴之前﹐东亚的科技,特别是中国，是领先世界的！但这个“优势”到了文艺复兴时很快的消失了。我认为，文艺复兴对人类的重要贡献就是普及高等教育。我们可以从文艺复兴时的代表人物去探讨该时代如何帮助人类对高等教育的思考以及应对将来的发展。”
人文为主导的文艺复兴
他指出文艺复兴是一个以人文为主导的时代，当时许多伟人皆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如：以《蒙娜丽莎的微笑》扬名千古的李奥纳多·达文西（1452年 -1519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博学者。他除了是画家，还是雕刻家、建筑师、音乐家、数学家、工程师、发明家、解剖学家、地质学家、制图师，植物学家和作家。《大卫的雕像》作者米开朗基罗（1475-1564）与他们在十五与十六世纪的同仁已经为人类把美术、工程、医学、科学开辟了崭新的境界。
锁国政策阻滞文明进展
当西方科学技术蓬勃发展，1644年的中国却是清朝顺治皇帝元年，顺治是“封建政治系统”的延续。乾隆以后清朝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 锁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直到今天大家在中学，甚至大部分在大学所学的基础科学还是350多年前的牛顿与150年左右的马克士威的理论！《弦论和宇宙隐维的几何》作者丘成桐曾指出：到了十九世纪，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数学家几乎是清一色的欧洲人。
文艺复兴的精髓
回顾文艺复兴欣欣向荣的盛况，我们不禁要问：几百年文艺复兴的精髓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因素造就了这人才辈出的时代？冯教授说：“对事实或真相不妥协！我认为这就是文艺复兴的精神。文艺复兴人类历史上最空前最伟大的社会运动，当时在欧洲大陆普遍设立大学。广泛及深入“人与人之间”与“自我”的认识，吸引千万学子有系统地推动人类对自然界、对文化更深远的认识！对我来说，这是大学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也为大学找到了存在的原因。文艺复兴时的大学改善了人类的将来，缔造了今日繁盛的文明。”
廿一世纪全球危机
对研究型大学来说，它主要的任务就是能为全球贡献各行各业的领导。要使得亚洲的大学由“教学型”为主转变成“研究型”所需要的条件是多维的：需要有经济与政治的成熟。研究型大学的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在亚洲是在廿世纪末及廿一世纪才真正开始，更重要的是在此转变的过程中，亚洲的大学已静悄悄的把“为西方提贡优秀人材”的办学理念转成为“产生21世纪为人类改善将来的新一代”！廿一世纪我们面临的挑战包括：缺水、缺能、全球暖化、贫穷、疾病、贪污、人与人的仇恨、人口膨胀等，要克服这些全球性的挑战，所需要的工具绝对是超越科技的。未来在“超级大洲”内，欧亚大学可以融合东方与西方好几千年的文化来解决人类面临的挑战，同时创造比文艺复兴更伟大的大师！
新文艺复兴改善人类将来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广泛分布在欧洲的大学因为互相交流，其结果对人类生存有深远的改变。我们可推测廿一世纪后，因为“超级大洲”的形成，也将会推动“新文艺复兴”（Neo-Renaissance）的诞生，促使广泛分布在“超级大洲”中的大学，基于更密切与广泛的交流，融合东方与西方几千年的文化精髓，进而对全球发展产生惊人的影响！亚洲学子在此新的思维与实际的平台上必须具备无上的“内涵信心”！ “在欧亚超级大洲的思维平台上，我深信有新的伽利略，笛卡儿，培根，哥白尼与牛顿出现！ 这些将来的巨人一定会提出跨世纪的新方案来克服人类面临的挑战。正如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巨人可来自超级大洲任何一方，任何一大学。”冯教授提出其独到的史观。
最后，冯教授热切地表示：“我有一个梦，那就是在21及以后的世纪，欧亚‘超级大洲’的大学正如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学，能推动‘新文艺复兴’来改善人类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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